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认为，尽管人类的历史很长，但经济学不过才一百多年的历史。他的论据是，因为只有市场经济的需要才产生经济学家。他认为自然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的是世袭制，计划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的是政府，只有市场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才需要经济家。他讲的这些道理是对的，譬如中国，不正是因为搞起了市场经济，才使经济学迅速走红并成为显学，同时也涌现出了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而且越来越成为现今这个社会中地位最高的阶层之一。所以，有人戏言是市场经济给了经济学的饭碗。但是，我认为此说也不完全正确，难道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下就不能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吗? 　　

 其实，细究起来经济学的产生不只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西方，经济学起源于希腊哲学。经济学的英文是“economic”，指的是家政管理。但这里所指的“家政”与我们现在的“家政”是两码事，因为在古希腊的“家”，指的是氏族及家族。所以，一般的经济史家都认为，西方经济分析的鼻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这两位伟大哲人所说的经济学，绝不是现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指的单纯研究“稀缺性”和“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学或形式经济学。从一开始，这些伟大的先哲们就在经济学中贯注了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使经济学成为“讲道德”和“讲良心”的科学。他们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的经济利益、经济所得、债务及货币功能进行经济分析，另一方面同时也对当时希腊社会中的贫富差异进行分析即阶级分析。所以，好多人都认为阶级理论是马克思创造发明的，而马克思说，在他之前很久，“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在中国，最早使用近似于“经济”这个词的大概是唐高祖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的一个文告里他提出了“经邦济世”概念，好像是“经济”一词的扩语，也就是经理国邦、振济世务的意思。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与政治有关的词。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始祖是英国的威廉·配第爵士(1623～1687)。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商人，而是一个给人看病的医生。然而，他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调查社会经济现象与问题，就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英国的决策者经常提些经济政策建议。而且他还认为应该尽快就此建立一门新学术，他称之为“政治算术”。“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古老的。……但是配第首先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并且提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最初命名和起源。”(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经济学从它一开始起源，就和政治、国计民生、政府决策等事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中所说：“现实经济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济哲学总是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起着三种作用：权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由此可见，你不管操持的是什么经济学，其实，都是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天然地就应该为国家政治服务，为统治集团有效以及合理地管理经济和谋取的经济利益服务。所以，一个“讲道德”和“讲良心”的经济学家，就应该以自己掌握的经济原理为国家政策服务，努力寻求探索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国家经济快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模式与政策，为国家提供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有利于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好的经济决策和对策。　　     但是，问题就在于经济学家首先他是人，其次才是经济学家，而人是一种自利的动物，所以经济学家们首先是去追求自己作为人的利益，而且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经济学家又不是直接参与生产和经营的商人，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为他人服务，本能地将选择能出最高价钱的买家，或某实业集团或某证券公司，甚至是西方国家的民间形式的官方出资结构。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说：“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学。”在弗里德曼所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是常有的事。中国有不少受这样影响的经济学家，经常与各利益集团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机构暗中相勾结，提供些貌似为国家和全民族实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政策和对策。不然，怎么能引发了“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和股市黑幕的大曝光呢?这样看来，经济学肯定“不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成为经济学家最大利益分化后的一门求生的学问了。我们自然也便不敢再相信，那些打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全体百姓服务”的帽子来为自己与其他利益集团效劳的“经济学”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国有企业的确是负担重，包袱大，而民营企业则没有这些，往往可以利用高于国企的“绝对剩余价值率”打败你。但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一种与民营企业一样的公平竞争机制和竞争环境。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跨国化、集团化、全球化”的时刻，我们中国总不能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骨干国企支撑，你的综合国力能强吗?西方国家正是以强大的跨国集团化公司的高度垄断功能，借助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优势，来千方百计排除、挤垮甚至收买兼并其他竞争者，不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有多大，需要的时间有多久，它们都有能力集中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对方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地位建立之后，再从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而你不发达国家由于没有规模和实力强大的企业，只能利用自己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攫取高额利润而服务。譬如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的啤酒批发价格竟然上升了四倍还多。西方的跨国公司就是这样在中国“发洋财”，然后打跨中国的民族工业的。而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中国国企的惟一办法，就是“改制转轨”，“砸三铁”和“破产”，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私有化，而不在国企的成本等内在因素和环境政策上寻求改革。譬如现在的税制体制严重违背了中外税收理论的公平公正原则，即纳税比率或纳税量应当与纳税人的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原则，模仿西方的税制改革而实行的复杂高税率，压得众多国有企业抬不起头来。现在一个企业，如果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各种不同的杂税加在一起，总计将达30％甚至40％的高税率，再加上l0％的贷款利息，哪个企业受得了?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全部投入的接近一半要用来纳税付息。现在哪个企业每投资100块钱，可以挣回这么多钱?而这复杂的计税方式，又恰恰为逃税漏税提供了大量的漏洞。正如学者何新所说：“据我调查和观察，我敢说全中国90％的私企在逃税。不逃税他没法生存啊!但国企逃税比较难。为什么?国企逃税，钱落不到领导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来的就得坐牢。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现在看来，推荐我们照美式的西方式的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所以，他又说：“中国众多的企业主要依靠贷款而不是利润在维持运转，而国家则以不断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着经济的成长。” 　　“钱紧”是中国目前最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已经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部分城市富有者存款高，银行的钱多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就利用英美金融资本的意识设计运作方案，引导中国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套子走。九十年代赚钱的最优方式不是贸易和企业，而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资本套取，即直接圈钱，号召大力发展股市。但是，“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越萎缩”(何新语)。因为你在股票市场投资l万元，两个月后挣回了30万元，30－l=29万元，这29万元是哪里来的呢?股市不是印钞机，也未从事实业生产，这29万元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不会，是你赚了那些“被套”者的钱了。是你利用1万元把大伙儿分散的钱“集”起来发了。你赚了29万高兴得买了一座别墅，而那些本想出去剪羊毛，却没想到连自己的脑袋也被剃成瓢的“被套”者，绝望得正要跳楼。所以，股市本身就是非生产性经济，对国民经济不能创造任何财富，而只是对社会已有财富和资源实施再分配，而且这种再分配的根本机制是“按资分配”。它的游戏规则是谁拥有的资本大，谁就有机会成为大庄家。大庄家的目的就是要凭着自己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通过辗转腾挪，再散布点儿信息，做出点儿图形，发表点股谈，轻而易举就把你们大伙儿“散户”“涮”了。这中间，那些被利益集团收买的经济学家，往往要与大庄家相互勾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发布公告，虚构技术图形，套你上钩，大伙儿都被“套”牢了，他们再去大庄家那儿领“红包”。而大庄家们不是用从股市上弄来的钱去搞实业，去振兴国家经济，而只是谋取“用钱赚钱”，进行金融突击和掠取。经济学家分析：“用钱去钩钱，钩穷人散户的钱。钩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越来越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像钓鱼一样钩走了”，这样“社会上用于社会实业投资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少，国家财政的钱也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大量地增发国债”(见何新《新国家和主义经济观》一书)。所以，民谣中说道：“想炒股票，没想到成了股东；想炒房产，没想到成了房东；想泡小蜜，没想到当了老公；想免费治病，没想到入了邪功。

 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吞噬金钱的机器。这个机器的不息运转，一天天都让那本来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落在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造成了极其不均的贫富分配。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这个黑洞比海关走私、偷税漏税不知要深多少。从这个黑洞中消失的国有资产，被大庄家金融豪客转移而吞没的国有及百姓资产不是百万、千万，而是以亿万计。成克杰贪污4000万被枪毙，而在这股市上一年掠取几个亿的富豪却不交一点税还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大庄家是从国外来的，如果他把赚到的巨额资金大规模地卷走，这就形成了金融危机了。两次香港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所以有人讲，现在玩世界大战不必用枪炮武器，靠套汇率、玩股票、玩金融衍生工具就“不战而胜”了。何新分析道：“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引入触目的新现象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的地位往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成为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新经济’、‘知识经济’的真正含义。”而问题是，股市的繁荣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恶性循环。投资不足就实业不兴，实业不兴就经济情况不好，经济情况不好人们找不到其他好的投资方式，只好到股市炒股票，股市也会畸形地繁荣。所以在整体经济不良的情况下，股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犹如一种鸦片，会把它强健的躯体越抽越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的厉害了。所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他说：“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往往恰恰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和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尤其是那些为政府提供经济决策服务角色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们，一旦“这个腰包里装共产党的钱，另一个腰包里装资本家的钱” (左大培博士《经济学也要反腐败》中语)，那可就更可怕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建议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一位西方评论家语)。这样，经济学也就变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了，而那些经济学家们呢，“他们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零售外国大商行洋货的小商贩”(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