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沈柏年在“文革”中度过最后三年大学生活、又在农村基层工作了八年之后，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研究生考试。尽管在大学里“只规规矩矩地上了一年课”，他还是坐在唐山地震后简易房里的煤油灯下，捡起了久已生疏的俄语，自学完了高等数学，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唯一被录取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那一年，他32岁，儿子5岁。

日前，刚在三个月前实现了从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到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角色转换的沈柏年，在一如既往的忙碌之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人物介绍：

沈柏年，1946年出生，浙江天台人。现任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65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唐山市政府农业处工作；1978年，通过恢复高考后的首次研究生考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82年1月进入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此后，曾任国家经委财金局副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处长、处长，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处长，国务院研究室处长，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组副组长(副司长)，国务院研究室财金组组长(司长)，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等职。

记者：您是196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当时的考试难吗？

沈柏年：我考上高中的1962年起，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高中招生减少，也是比较难考的。1965年那一年，全国大学招生大约2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招了一个班，40来人。招生人数少，考试应该是比较难的。

大学五年：

只规规矩矩上了一年课

记者：当年大学生活是怎样的？

沈柏年：那时读大学很幸福，不用交学费、书费，每个月还有十多元的助学金，吃得比自己家里好。

记者：您入学之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沈柏年：是啊。我在大学里只规规矩矩地上了一年课，文革就开始了。那时学校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要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出现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开始，我是保守派，就是保党委，可是失败了。但大家又不愿意投奔造反派，于是，改头换面，成立了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其实我是属于逍遥派。

记者：造反派斗的都是自己的老师？

沈柏年：是。主要是写大字报，开批斗会，让被批斗的人在台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台下的人喊喊口号。在那样的一种社会气候下，很多人都是随波逐流的，其实私下里跟老师关系很好。因此，很多被批斗的老师也理解。多年以后，当年被批斗的老师见了自己的造反派学生，也都没有什么心理隔阂。

记者：那时大家还有心学习吗？

沈柏年：当时，“知识无用”论已经开始盛行。但具体来说，还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那些专注于造反的学生，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学习；一种就是像逍遥派的学生，都是用心读书的。那时都不怎么上课了，但我还是看了很多书，我最喜欢看历史书。